，所以，他们的田产远远超过一般农户。
由于田亩相差过于悬殊，加上有司对农民耕种什么，不能耕种什么都做具体规定，农户无所适从，因而出现了大户扩张土地的“兼并”和农户逃往外地的“逃户”，严重影响了租庸调制的全面实施。
武皇不想打破这种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状况，只能针对时弊，做出务实的选择。
一曰放手不管。武皇深明政苛则民乱之理，懂得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
因此，对农户种什么不种什么一概由农户自己做主，朝廷上下不再作统一规定。
最简单的道理是，耕种非农户莫属，非农户莫能，官府干涉农户无疑于班门弄斧，视农户于不敬，其结果只会束缚农户因地制宜安排耕种而得不偿失。
就此而言，官府与其强势而为，不如撒手不为，顺其农户自作主张，自我发展。变有为为不为，把官府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作为中彻底解脱出来。二曰因势利导。
农户逃亡，大多为时势与生计所逼，他们从土地较少的狭乡逃到土地较多的僻乡，是为了摆脱官府制约，以自由之身，开荒种地，获取较多收获。
虽逃避了官役，减少了部分租庸，但却为国家增加了耕地，创造出更多财富，也缓解了因人口增加而田亩不足之难题，从长远看，则更利于国计民生。
与此同时，农户逃亡，大户人家耕种土地必然人手紧缺，这样可以减少对耕种者的盘剥，减轻农户负担。
因此，武皇废除对逃户的种种处罚，对他们一律予以宽容。对返回的逃户，可享受“给二年”的种种优待，并要求地方官府做出善待逃户的积极回应，因而在有些地区，逃户田地由官府托人经营；如果逃户回来。归还田地庄稼，课役全免。
三曰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就是，一方面抑制大户人家对土地的兼并。另一方面鼓励和扶持农户继续开垦荒地。多年之后，天下粮仓丰实。人口户籍倍增。
武皇认识到，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因此，天下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
君主行天下事，常以利弊定取舍，然世事演变，此起彼伏，是谓天无长势。
时无定数，必明变通之理，取舍之道，察天时地利，该保留的且保留，该放弃的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兴利除弊，方可济世安民。租庸调制自唐初以来，已经推行数十年。
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其自身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是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只能由后人来解决。
随着天下安定，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三百八十万户进一步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人口骤增，土地紧缺问题加剧，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其他问题，这是后人必须直接面对的现实，
如果一味地死守成规不放，而不能有任何的变通，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造成天下更大的不安。
多年的治国生涯。武皇已经体会到，任何一项举措。都不可能至善至美，有其利必有其弊。为政者在于权衡利弊，择善而为。
武皇始终牵挂农事，无不为农事担忧，一旦天下灾害频发，就要召集武百官，检讨时政过失，还多次委派朝廷官员到各地辰灾，并安抚百姓，寻找治理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民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长寿元年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安西四镇。捷报传来，武皇大喜，随之敕令，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用兵三万人镇守。王孝杰以军功拜左卫大将军。
边境安定与否，一直是武皇牵肠挂肚劳心费神的大事。她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是那种国泰民安的环境，也知道百姓最企盼的是安居乐业，而不是徭役厚赋。然边境之患迫使她不得不得不兴师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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