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曾参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属大器晚成型。
不苟权贵
《韩诗外传》卷一记，曾参为养活父母仕于莒，曾当过“得粟三秉”的官职。虽有从政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仍然是一个孔子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根源在于他那尽守礼约、躬守孝道、不苟同权贵的思想品格。他曾声言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这种“以仁为己任”、“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实际上并不亚于日后的孟子，甚至从这一点看，似乎可以预示孟子精神的出现。以这种精神气概为向导，便使人很难想象他会持有做官从政、苟合政治权势的贪婪要求。与《庄子·让王》篇中所述见义忘利，安贫乐道的形象是一致的：“曾子居卫，温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在“志”与“道”面前，形、利、心皆可忘记，政权官位又算得了什么呢？《说苑·立节》载：“曾子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参辞而不受。为什么呢？他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显然，他在与政治权势的交往中保持着无私无畏、议而不从的态度。难怪《韩诗外传》说曾参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甚至对现实政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孟氏使阳肤为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上失其道”，可以说是曾参对现实政治形势总的批评性的看法。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面前，曾参的态度是“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士；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大戴礼记·解诂》）。不屈从、不苟合、刚直不阿清醒处世的君子品格—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始儒家对待政治权势的正面态度与做人的基本原则。虽然不必一定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但一定清醒地保留着对**政权的批评权力。
3人物名言
（一）：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痹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孝子恶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兴焉，故恶言不出于口，烦言不及于己。
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专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
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者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
（二）：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
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微谏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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