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神木等物，向朝廷‘强诉’。其中力量特别强大的，有延历寺（其僧兵称为山法师）、兴福寺（奈良法师）、园城寺（寺法师）。朝廷常被迫接受彼等之要求，后来虽有武士欲谋加以镇压，终因僧兵武力强大而不能得逞。整个日本中世时代，僧兵即以强固的军事势力而存在着。直到近代初期，由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以武力镇压，削减大寺寺领、没收僧兵之兵器，乃使僧兵势力渐告根绝。
此外，朝鲜佛教亦有僧人为兵之事例，然皆在国家须抵御外侮时，僧人乃由政府征召以组成军队。故其性质与日本佛教大寺之拥兵自重者，显然不同。
日本僧兵的起源虽然不详，但可以这是由武士之流皈依佛门以后产生的，在白河天皇（一零七二年～一零八五年）以后，僧兵的危害已极为严重。只要稍有点事端，山门之徒就奉戴山王三社、七社，或只园、京极、北野的神舆逼迫朝廷；南寺僧众也常常奉持春日神木进入劝学院，向朝廷申诉。从堀河天皇嘉保二年（一零九五）到高仓天皇安元三年（一一七七）的八十年间，山王神舆进京共达九次之多；而春日神木的进京，从堀河天皇宽治七年（一零九三）到高仓天皇承安三年（一一七三）的八十年间也有八次。此外因一些细的事情，僧众闯入京师，向朝廷或大臣强诉，或是僧侣互相争斗、寺院互相攻击，或是神人相争，其数更多。从堀河天皇（一零八六～一一零六年）末年起，数十年间，几乎年年都有，严重的甚至一年数次。因其奉戴神舆、神木进京，朝廷不得不满足其要求，以致万乘之尊的天子也发出‘三不如意’的叹息，宣称‘山家道理’是‘以非为理’的话流传于世。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公卿武人，只要稍稍得罪僧侣神人，大多逃不脱流刑的法网。当僧众闯入京师时，他们虽奉敕防望，但事过以后，凡是杀伤神人僧侣者，也不能免受重刑。
长历三年（一零三九），三井寺的明尊僧正受命为天台宗座主。山门僧众三千人到摄政藤原赖通的府第大肆喧扰诉告，不可制止。赖通让平直方守望之。山门的教圆因同意明尊为座主，结果被众僧徒捉走。天皇下敕把恶僧投狱，让教圆为座主。自此，山、寺二门的裂痕愈益扩大，寺门的沙弥不登睿山的戒坛，寺门奏请朝廷在园城寺另设戒坛。山门上奏朝廷予以拒绝。此后戒坛的事情，成为互相敌视的重要原因。从余庆任天台座主到二条天皇应保二年（一一六二）觉忠被命为座主为止，智证的门徒担任座主的共有八次，但很多是只当了二三天，最长也不过六天就辞职。白河天皇永保元年（一零八一），山、寺的僧徒相互发生争执，六月，山门的僧众乘虚闯入园城寺，放火烧寺塔僧房，被毁者达七分之一之多。九月，山门僧众再次放火把残余的堂宇烧尽。这是佛教传入以来前所未有的惨事，此时距智证寂灭后只有一九一年。到二条天皇长宽元年（一一六三）为止，园城寺遭受山门放火的大难前后达四次。
永久元年（一一一三），因兴福寺僧凌辱了山门的只园感应院的神人，山门僧徒便奉戴神舆闯入京师，捣毁清水寺殿堂，并且请求朝廷把实觉僧都处以流刑。朝廷不敢有所主张，群臣也多畏缩不言。实觉虽然无罪，但朝廷却不得已接受了山门的请求，而拒绝了兴福寺的请愿，处实觉以流刑，并约定不给山门僧徒判罪。这样，山门的僧众才回山。兴福寺的僧众听此事大怒，打算入京奏请二条天皇。山门僧徒也想前来与南部兴福寺僧众交锋相斗。朝野上下一时骚然。白河法皇最后派遣检非违使到宇治和西阪本，才逐渐制止南北僧众进京。此后在永万元年（1165）二条天皇去世时，兴福寺与延历寺的僧众又发生恶战，明月率山门僧人数千下山攻打清水寺，清水寺的僧人只有千余人，寡不敌众，逃散到四方。山门僧徒把清水寺的堂塔房舍全部烧毁。于是，南部兴福寺僧众准备入京把属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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