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步步株连，涉及的p范围愈来愈广，人数愈来愈多，几乎遍及湘鄂西各个根据地。各级保卫机关也就不断在地方上和红军中一批一批地逮捕各级干部，以及某些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轻率地给他们戴上形形色色的p反革命帽子。而且自从发现了“反革命组织”在各地的p“线索”之后，“肃反”便成了湘鄂西党组织最紧迫、最突出的p斗争任务。在采取逮捕、审讯、处决行动的p同时，反复地动员群众检举有嫌疑的p人，号召反革命组织成员自首。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p其他革命工作则几近全部瘫痪。在红三军中，甚至当进行战斗之时，也得奉命展开“火线肃反”，从战场上将一些指战员逮捕起来。为了加强这种错误的p斗争，省政治保卫局也换上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认为能够坚决执行其“肃反”路线的p负责人。负责“肃反”的p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p工作系统，实际上不受各级党委的p监督，只要有夏曦或某几个“肃反”人员的p决定，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杨光华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写给****中央的p报告中承认：“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同志与省委常委中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长共同决定。”他们每捉到一批人，便非刑拷打、逼问口供，然后就以供词作为判罪和再去捉人的p根据，从不作任何甄别工作。主持“肃反”的p人员沿着逼供以至诱供、指供和轻信口供的p错误做法愈走愈远，大大夸大了反革命组织的p力量，几乎把所有的p不良现象和缺点错误都认作是反革命分子的p蓄意破坏。他们认为整个湘鄂西苏区的p党、政、军、群各级领导机构中都有“改组派”或“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国民党”等“反革命组织”和“秋白主义者”，而这些组织的p成员又都加入了“改组派”和“新**”，并且控制了许多革命组织的p领导机构。他们的p结论是：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沼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p“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系“嫌疑分子”外，其余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p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p七个科长，红三军的p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p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p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p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p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p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他们污蔑若干地区的p党组织是假**之名的p“反革命”团体。他们以“肃反”不力和肯定有“反革命”阴谋破坏为由，解散了江陵、沔阳、川阳等县的p县委会。他们觉得什么人都靠不住。甚至在湘鄂西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p根据地和红军的p创始人，已经英勇牺牲于洞庭湖区的p周逸群同志是湘鄂西“改组派”的p最高领导人，而且正在为国民党策划对苏区的p围攻。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认定湘鄂西的p党政军群干部几乎都是“反革命”，所以在这次“肃反”中干部队伍损失极其严重，许多地方机关和部队的p干部，前一批被捕不久，新提拔的p一批又被捕，一直捕到根据地失陷。他们认定柳克明从房县、兴山带回的p部队中有很多“反革命”，一次就逮捕了那个部队里的p绝大部分连以上干部。直到最后洪湖苏区只剩下江陵沙岗附近那一块地区的p时候，夏曦还根据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p理由，逮捕了刚刚由湘鄂边退到洪湖苏区的p、以周康为首的p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的p一批干部。对于这种本来极为错误的p大肆逮捕，“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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