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看漫画，喜欢看电影，喜欢玩这些学校老师不准玩的事情。小时候我很有兴趣听故事，说故事，编故事，画漫画，同校的同学都会等看我的漫画。可是长大之后就知道拍电影是很贵、很花钱的，不太可能做。到了大概念大学的时候才觉得好像有可能。不只是拍电影，做建筑师也是个很有趣的事，因为建筑是平衡科技和人性的最好的领域，我到现在还是这么想。虽然高科技一天到晚都在讲科技可以如何融入人性，可是能够做的事情还是很少。所以建筑和电影都比我当时做的工程更有趣。我做工程师差不多七年，才突然想转做电影。
那时我在西雅图做高科技业，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突然想“我老了”，我想做点改变生活、我喜欢的事，我开始想试试看怎么做些改变。我那时候觉得拍电影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在念了很短时间的电影，让我觉得“我没有天分”，或是说他们要学生学的东西我不是那么有兴趣，因为没兴趣，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选错了。我想：“我试过了。这样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回到老本行，又做了一段时间，但那仍然不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想试试建筑，我那时候申请念建筑研究所，哈佛的入学申请通过了。我那时候好些朋友都是建筑师，我问他们：“要不要去念？”他们问我：“如果你念了建筑，还会不会想拍电影？”我说，“嗯，有可能。”所以我就决定试试看。后来终于有一个机会，那时候是1980年。”
“杨导很多人觉得您是岛省新浪潮的开端，您怎么看？”
杨得昌：有，也没有。有的原因是知道自己跟前一辈做电影工作的人，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电影工作在岛省几乎是一个“家庭事业”，每个人在某个方面都和每个人有点关系。可是我跟其他年轻导演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并不是在同一行。当然有些年轻人是在这一行，后来再出来以脱离原来那些习惯。不过我想强调的反而是港省的新电影对当时在岛省做电影的年轻人有很大的鼓励。
我们想“如果港省做得到我们也可以”。从梁普智开始，港省出来一批新的导演，包括许鞍华、方育平，还有谭家明。以前主流的港省片都是国语发音，港省新电影重新发现了地方的、日常的语言，也就是广东话，在对话、声音的设计上用了更为写实的手法。那对我们是很大的启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年轻人真的很有自信，那是我们的特点。我们这个世代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建立自信之后，自然就会想做这些事情。自信让我们试着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真的很羡慕啊，岛省新电影兴起的关键，就是这群电影人之间的团队精神。”
陈论有感而发，这太珍贵了。可以卖房子去给兄弟拍电影的程度。这种团体感也可以从你们彼此在作品中互相帮忙、客串看出来。
“在《光阴的故事》获得成功之后，您立刻拍了第一部剧情长片，《海滩的一天》，这也被认为是岛省新电影第一部长片。这部电影有着新颖的叙事结构，而且在长度上也推到了当时岛省电影所能接受的极限。”
一看话题又要回到电影时长了。
杨得昌笑着说。“拍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会那么长！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要用最新的角度去尝试。不过如果说《海滩的一天》是岛省新电影第一部长片，倒也不完全。有趣的是我跟孝贤变成好朋友，就是我在剪接《海滩的一天》的时候，他当时拍《风柜来的人》，在澎湖出外景。拍完了以后我们都到同一个剪接师廖庆松那里剪接。（这一位可以说是整个岛省电影大师的孵化人，剪辑一般都是他，他也是陈论老师的老师。）
我们那时都赶档期，他赶档期上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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